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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学语文 2020-10-22 09:30:56

秦川百里,凝云不流。白鹿原上,余韵悠悠。两年前的4月29日,作家陈忠实逝世。最好的缅怀,就是再读他。读他对家园一草一木一方土的深情,读他以“垫棺作枕”之志写书的执拗,读他“别在馍蒸到一半时轻易泄了气”的警醒……





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少年时初读,一诵便成记了,也就终身难忘了。

到底在哪条河边的哪一块芳草地上,

上演了这千古诵唱不衰的动人诗篇?”


《在河之洲》

(节选)作者/陈忠实

时令刚交上五月,吐穗扬花的小麦一望无际,眼前是嫩滴滴的密密扎扎麦叶麦穗,稍远就呈现为青色了。

放开眼远眺,就是令人心灵震颤的恢宏深沉的气象了。

东过渭河,田堰层叠的渭北高原,在灰云和浓雾里隐隐呈现出独特的风貌,无论立陡的垴,无论舒缓的漫坡,都被青葱葱的麦子覆盖着,如此博大深沉,又如此舒展柔缓。

无法想象仅仅在两个月之前的残破与苍凉,顿然发生对黄土高原深蕴不露的神奇伟力的感动。

后来听说这首爱情绝唱就产生在渭北高原,却不敢全信,以为不过是传说罢了。直到朋友确凿而又具体地告诉我,“在河之洲”,就是渭北高原合阳县的洽川,这是大学问家朱熹老先生论证勘定的。

我现在就奔着那方神秘而又圣洁的芳草地来了。

这里坦坦荡荡铺展开的绿莹莹的芦苇,左望不见边际,右眺也不见边际,沿着黄河也妆饰着黄河,竟有三万多亩,那一派芦苇的青葱的绿色所蕴聚的气象,在人初见的一瞬便感到巨大的摇撼和震颤。

我站在坡坎上,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那方自少年时代就潜存心底的“在河之洲”,完全不及现实的洽川之壮美。

芦苇正长到和我一般高,齐刷刷,绿莹莹,宽宽的叶子上绣积着一层茸茸白毛,纯净到纤尘不染。

我漫步在芦苇荡里青草铺垫的小道上,似可感到正值青春期的芦苇的呼吸。

我自然想到那位身姿窈窕的淑女,也许在麦田里锄草,在桑树上采摘桑叶,在芦苇丛里聆听鸟鸣,高原的地脉和洽川芦荡的气韵,孕育出窈窕壮健的身姿和洒脱清爽的质地,才会让那个万众景仰的周文王一见钟情,倾心求爱。

就在这莽莽苍苍郁郁葱葱的芦苇荡里,留下《诗经》开篇的爱情诗篇,萦绕在这个民族每一个子孙的情感之湖里,滋润了2000余年,依然在诵着吟着品着咂着,成了一种永恒。



我写《白鹿原》创作手记

在我业已出版的六十余种小说、散文选本和文集中,只有在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第一本书——短篇小说集《乡村》时,我写过一篇不足千字的《后记》,留下我当时欣喜而又鼓舞却还属按捺得住的情状。后来还给少量几种小说和散文集子写过《后记》或《自序》,却不是我的自愿,是责任编辑带有强迫性的要求,在于这几种书属于出版社各种选题的丛书,规定凡入选这套丛书的作者都必须写《自序》或《后记》,我不能搞特殊化的例外,便写,以维护丛书体例的统一性。后来找到一种省事的途径,把某一篇短文作《自序》,后面附加一个“代”字,虽然有点勉强,得了该书责任编辑的宽容,也就了事。


不是我偷懒,也不是我摆什么架子,而是出于我对写作的可能属于偏颇的理解——作家是用作品和读者实现交流的,作家把自己对现实或历史生活的体验诉诸文字,形成独立体验的小说或散文,发表出来,在各种职业各种兴趣的读者那里发生交流,如能获得较大层面读者的呼应,无疑验证了作者那种体验和表述那种体验的艺术形式的可靠性和可行性,作家的写作用心和探索也就实现了。如果自信作品基本展示了自己的体验,就没有必要作那种多为解释作品的《后记》,这不仅是相信不相信读者审美能力的事,也是作家自己面对读者自信不自信的事,相信读者会理解作家的体验,也会接受确实较为完美的表述艺术;反过一个角度,如若作品表述的体验得不到读者的呼应,表述的形式又难以为读者所欣赏,那么,《后记》作怎样的解释都是难以弥补的。我的这种理解可能属于一种偏见,却几十年难以改变,甚至形成一种意识深处的障碍,一旦某种丛书统一要求写《自序》或《后记》,便有多此一举的逆反。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编成,我却自己反了自己的常态,想要写一篇《后记》,着意不全在解释这本小册子,倒是想说明这本小册子的成因。


2004年冬天,上海文艺出版社和陕西作协联合在西安召开文兰的长篇小说《命运峡谷》研讨会,责任编辑修晓林和出版社副总编辑魏心宏都赶到西安来了。两位都是老朋友,相见自然高兴。尤其是魏心宏,已有二十多年的交情,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康家小院》,甚得他的赏识,在他编辑的《小说界》推出,并获该刊奖,给我刚刚开始的中篇小说创作探索以莫大的鼓舞。这回在西安刚一见面握罢手,魏心宏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他来西安首先是参加《命运峡谷》研讨会,第二件事就是要约我写自传。他的热情和真诚让我一时哑口。稍作缓解后,我也真诚地告诉他,我还没有写作自传的打算。我又给他解释,自《白鹿原》出版十余年来,先后有五六家出版社约我写自传,我都谢绝了,现在还没有改变。这样给他解释的同时,心里却隐隐有着一缕亏欠。我随后便有了弥补这种亏欠的一个动议,试写《白鹿原》的写作手记,着重点在写作生活本身,而不在作者的自传。他欣然应允,说好。



待魏心宏回沪,我也很快冷静下来,便又有点后悔,陷入一种游移不定的矛盾心态。其实,关于《白》的写作手记这个选题,也不是我突然想到的,是不止一家杂志的编辑给我出的题目,我都谢辞未写。我之所以不写这种创作手记,因由类似于不写《自序》或《后记》,作家某一时段发生的某种自以为新鲜而又独特的体验,形成作品并公之于世,这就应该完成了一次创作过程,相信读者会理解作家的体验,也会感知隐藏在文字里的内韵和隐秘,就没有多少必要再说文本或文本之外的话了。基于这种理解,十余年来,除了与记者和编辑的采访对话,我没有写过关于《白》的文字。和魏心宏约定之后,很快陷入写了好还是不写好的矛盾心态,竟然一拖就过了两年。魏心宏没有催稿,我也基本偏向且确定还是不写为好,只是心里还隐隐有着食言失约的亏欠。不料到2007年春天,《江南》杂志张晓红电话约稿,让我写一些有关《白》书写作前后的有趣的事儿。我稍作斟酌之后便答应试一试。我基本爽快答应试写,主要的因由还不完全是她说的“读者对此话题很感兴趣”,而是把隐存在心里对魏心宏的亏欠又搅起来了。我瞬即反应出纯属个人的小打算,试写一篇有关《白》书写作的有趣的事儿,通过《江南》杂志公之于世,看看读者有何反应,然后再确定要不要接着写下去。如若读者不感兴趣,甚至有负面反应,那自然就该到此为止,亏欠魏心宏的食言失约,也无法弥补了。我很快拟定了四个话题:《意料不及的写作欲望》《卡朋铁尔的到来,和田小娥的跃现》《枕头,垫棺作枕》《沉静与松弛》,写下近两万字,送给张晓红阅审,不久,便在《江南》刊发出来。


我甚为关注读者对这组文章的反映意见,这决定着《白》的创作手记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写下去。张晓红那边收集读者反应需得一个过程,倒是和我隔墙办公的《小说评论》年轻主编李国平有反应了,他说的好话不必说了,他决定在《小说评论》分两期连载,并要我继续写下去,继续连载。之后得到张晓红反馈的读者反应,还算鼓舞人,我这时才铁下心来,把这种《创作手记》写下去,写成一本小册子,以10万字为限。


这样,从2007年5月写成第一篇,到今年6月初写完最后一个话题,历时整整两年。因为《小说评论》连载,只要赶得上刊物发稿时限,两月写一篇就不会误事(双月刊),写起来就比较松散,几乎没有压迫感。整个写作过程是愉快的,因为所写话题,不仅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写起来竟有一种重新温故的新鲜;再则经过十余年的沉淀和淘汰,芜杂的东西消逝了,能够留下而不能遗忘的事,无疑是当年思考最激烈包括刺激最强烈的人和事;时间在无意识里助我完成了一次梳理,我选择了十余个话题,如实说来。直到今年春天写成第15个话题:《生活历程里的一个下午》,我便作罢。这一篇写到完成写作《白》的情景。在我想来,《白》的写作完成了,《创作手记》无疑也就应该结束了。字数尚不足10万字,和我预计的小册子的字数相当。我把此事说给李国平,他甚为热情地鼓励我再写,应该还有可以言说的话题。我当面不敢应诺,过后斟酌,似乎应该把交出《白》的书稿到公开面世这一年多的感受再写一篇,因为这个过程里,作为作者我的心理起伏变化太富刺激了。再说,书未正式面世之前,还勉强可以归入《创作手记》。于是写成第16个话题:《读诗诵词,前所未有的闲情逸兴》。一直作这个连载文本的责编的《小说评论》副主编邢小利建议我,应该把小说《白》出版后的反应再写一写,尤其是“茅盾文学奖”评奖过程中的波折,很值得写一下,因为我是当事人,说明曾经发生的事实真相,给读者一个确凿可靠的真实事相,也可以澄清一些流言。我斟酌之后,还是决定到此为止,惟一的因由,是这本小册子的体例的制约,既是《白》的创作手记,写作完成了,写作手记也就应该结束了。《白》出版后的诸多反应,以及“茅盾文学奖”评选过程中的波折,已经不属于写作本身的事了。


关于这本小册子所写的内容,我不作任何阐释,任由读者去阅览,去理解。唯其一点需要说明,从开始写第一篇直到写完最后一篇,我都在意识里亮着一盏红灯,既不能阐释创作理念,更不能解释人物。然而常常发生某些话题写作中难以避免的牵扯,我便努力回避,尽可能不越雷池。只有一次是有意的触犯,便是写《朱先生和他的“鏊子说”》的时候,我写了从生活原型牛兆濂到《白鹿原》里朱先生的异同,很难避免作者解释人物之嫌,便在文中索性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如此,我仍把握一点,只解释朱先生这个人物曾惹起的一些不同意见,包括被误读的几句话,尤其是牵涉政治色彩的话,我不得不作解释。除此之外,关于朱先生这个人物的整体形象和个性,我仍然不作解释。


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在《小说评论》连载的两年时间里,我也听到不少好话,无疑给我增添了继续写下去的兴致和劲头,恕不列举,以免自吹之嫌。倒是一位年轻批评家的话值得记取,他给我的手机发来短信,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立即停止《白》创作手记的写作,作家说了评论家就没法儿说了。这个简短的短信,直捣我最软弱的神经,证实了我的担心和忌讳,就是作家不必解释自己的作品,前述我曾在和魏心宏约定之后矛盾迟疑了整整两年不能动笔。我的忌讳,现在被位“忍无可忍”的年轻评论家的直言证实了。我自然相信他无恶意,因为我和他原本完全一致,只是我后来在“亏欠”心理的不自在情况下,改变主意写起这组写作手记来。现在,事已至此,小册子预定要写的内容也只剩下最后一少部分,只能继续写下去,算是了结一件小小的工程。这位年轻评论家曾写过《白》书的评论文章,电话里通过话,却未能遇到谋面机缘,他的坦率令我敬重,当即回话给他,表示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却难得把剩下的小小尾巴舍弃不写。

这本小册子取名《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是决定要写这种创作手记之初便确定下来的。“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句话,是海明威说的。此前几年,在读一篇论说海明威创作的文章里,我看到评论家(记不得姓名)引用的海明威谈自己创作的这句话,不觉眼前一亮心里一震,如同淘得一粒金子,竟然一遍成记。我读到过许多作家谈创作的文章,也有不少警句类的语录,启示和收益匪浅。然而读到海明威的这句话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作家创作这种颇多神秘色彩的劳动,让海明威一句话说透了。这句话很准确,要准确就不容许夸张;这句话又很形象,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如同勘探者寻矿源;这句话尤其着重在“属于自己”这个划界,可以说把作家的个性化追求一语道破了。任谁都一目了然,海明威所说的“句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白描或叙述的语言句子,“句子”在此不过是一个形象比拟。海明威说的“句子”,是作家对历史和现实事象的独特体验,既是独自发现的体验,又是可以沟通普遍心灵的共性体验,然而只有作家独自体验到了;他说的“句子”,自然也包括艺术体验,以一种独特的最适宜表述那种生命体验的语言完成叙述。作家倾其一生的创作探索,其实说白了,就是海明威这句话所作的准确而又形象化的概括——“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那个“句子”只能“属于自己”,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作家的独立的个性就彰显出来了,作品的独立风景就呈现在艺术殿堂里。



我也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我从初中二年级的作文课上写下第一篇小说,实际上就开始了寻找,只是无意识里的盲目,却是从模仿赵树理的语言开始的。许多年后,当我在经过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的探索,进入到长篇《白》的创作时,企图要“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句子”的欲望是前所未有的。然而,欲望不决定结果。我在这本小册子里只是写到寻找过程里的一些零碎的事,却不表明我真正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最好的句子。


我还将继续“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综合自:央视新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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